u15中国校园国家队-中国足球u15国少队
李铁为什么被查（李铁去哪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石青川丨北京报道
11月26日,湖北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练李铁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
早在11月12日，足球圈内便有李铁被带走调查的消息传出。14天后，该消息终于坐实。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李铁为什么被查？
据多位体坛媒体人爆料，李铁是在大连职业级和A级教练员继续教育培训后被带走的。
而消息由湖北省纪委监委发布，很有可能事涉其在原武汉卓尔足球俱乐部任职期间。
圈内有一种说法认为，调查起因或源于原武汉卓尔足球俱乐部对其检举。但这一说法尚未得到证实。
之前，李铁担任国足主教练期间还兼任武汉卓尔的总经理、体育总监，随着武汉卓尔当年险遭降级，有消息称，武汉卓尔因此拒付了李铁兼职的费用，这也导致李铁有段时间一直在向武汉卓尔讨薪，两边自此关系紧张。
就在李铁被带走后，多个体坛媒体人再次爆料，该俱乐部高管也被带走，但其是接受调查还是协助调查不得而知。
除了武汉卓尔任职期间，关于李铁所涉的问题还有更多猜测。一位足球圈内人士就认为，李铁要求国家队球员签指定经纪人的行为存在一定不合理性。"虽然传言是武汉卓尔检举，但这次被查可能不只是武汉执教期间的问题。"
李铁在足球事业之外，在商业上也有涉足。天眼查APP显示，李铁名下关联9家公司，其中6家还存续或在业。在李铁名下的公司中，成立于2021年12月的沈阳天意体育文化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是最新一家，彼时，李铁刚卸任国足主教练不久，李铁在该公司持股比例高达90%。
上述人士猜测："李铁可能会成为中国第一个锒铛入狱的国家队主教练，更可能会牵出新一轮足球反腐。"
足协官员被查并不鲜见
距离上一次足坛大刀阔斧的反腐已过10年，彼时，前足管中心主任谢亚龙与前足管中心主任南勇锒铛入狱。这10年，是中国"金元足球"的10年，中超迎来各路大牌球员，本土球员薪资水涨船高，国足也开启了归化球员这条路。尽管国内联赛迎来了"空前盛世"，但中国男足的水平似乎却并未明显提升。
现如今，"金元足球"走入穷途末路，多家中超足球俱乐部因资金问题接连解散，拥有多名归化球员的中国队依然无缘世界杯。此时，外界关心，中国足坛是否会再掀一轮"反腐风暴"？
事实上，近两年来，中国足坛违法违纪的案例并不鲜见。
2021年7月，前中超俱乐部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董事长董文胜被带走调查，泰达俱乐部前助理教练迟嵘亮和王霄也先后在2021年8月和10月被带走接受调查。12月份，天津市纪委监委公布，董文胜因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在2022年8月份更有一场未成年人足球赛涉嫌假球。8月7日，广东省运会U15男足决赛广州队对阵清远队，下半场3∶1领先的清远队在13分钟内被对手连进4球，最终3∶5落败。中国足协第二天称，已组成由竞赛部、纪检部等部门参加的调查组，赴广州进行调查。8月15日，广东省纪委监委也成立调查组，对该场比赛涉嫌假球事件进行调查。截至目前，广东省纪委与足协均暂未对外公布对该场比赛的调查结果。
足球相关管理部门在谢亚龙、南勇腐败案后，也出现新的案件。就在广东U15男足决赛涉嫌假球后，8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引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山东省纪委监委消息称，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1月，王登峰当选第十届中国足协副主席，2015年起，任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被调查前一直主抓全国青少年足球工作。
而另一位第十届足协副主席，曾任足管中心党委书记的魏吉祥也曾在2016年11月1日因违反八项规定被通报批评。根据中纪委网站显示，国家体育总局直属机关党委纪委决定对违纪的原足管中心党委书记魏吉祥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原因是他在2013年赴舟山考察沙滩足球比赛期间，前往普陀山景区游玩。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足协的钱流向了何方？
在了解足协是否会再掀一轮反腐风暴前，首先要了解足协。
2015年8月17日，《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出炉，方案要求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并适时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以2015年为分界点，足协正式改变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时代。足协自此成为完全的社会团体。"上述足球圈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足协实际上是促进足球运动长足发展的服务机构，通过组织比赛、开展培训等方式获取收入，再用这些收入来发展提高国内足球运动水平。该人士认为，对标国际足联以及其他国家足协的成立动机，足协是独立商业运营机构，主要工作应该是先赚钱然后再考虑用这些钱去推广足球运动。之后，通过足球运动广泛的群众基础，再获得商业利益，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有效推动足球水平提高。
而现如今，足协也确实具备了赚钱能力。记者通过工商系统查询到，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中，足协占36%的股份，为最大股东，剩余股份由16家中超俱乐部平分。根据中超联赛携手德勤联合发布的《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商业价值白皮书》显示，中超联赛收入最多的一年是2018年，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一年创收16.14亿元，按照当时的分配比例，持股36%的足协可以分得的收入超过5亿元。
但根据足协公布的财务数据显示，近几年其一直处于收支平衡的状态，2021年甚至出现了亏损。
足协的钱主要花到哪里去了？2019年，足协曾公布2017与2018年两年的主要开支项。这两年最大的开支均为各级国家队支出，其中2018年该项支出超过2.5亿元。其次为各类竞赛支出，2018年该项支出也超过2亿元。
另一方面，联赛盈利的基础是参与联赛的俱乐部同样能获得商业利益。根据《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商业价值白皮书》显示，各足球俱乐部主要盈利方式为广告、门票、转播收益以及运动周边。有业内人士还曾透露，足球比赛对当地旅游业也有一定带动，更不用提赢得一场比赛能为当地政府带来的声望。上述圈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这些也都是足球俱乐部资方的投资动机。
所以，如何让球队保持在第一级别联赛以获得持续关注，成为足球俱乐部赢球的动机。而足协对于中超这类国内联赛有着绝对掌控权。中超比赛的场次、时间、地点、裁判员以及转播权等都由足协来定，如权力不受约束，则容易埋下腐败隐患。
足球领域的腐败该由谁来管？
作为国家队主教练的李铁，属于足协聘用，为何是纪委监察委去查办？
一位法律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李铁身为国家队主教练，其身份可以看作国家机关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组织的公务人员，所以其同样需接受纪委监委的监察。
足协自身是否有防腐机制？实际上，足协有自己内部的监督机构。
足协官网显示，足协管理有秘书处与专项委员会，秘书处下设纪检监察部，专项委员会下还设有纪律委员会、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
据《中国足球协会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工作规则》，足协道德委主要负责查办与比赛没有关联或少有关联的违反道德守则的行为。这与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类似，其主要目的就是反腐败，主要涉及受贿，参与、假球的裁判员、运动员、教练员以及俱乐部官员。足协官员的贪腐行为则归秘书处下的纪检监察部管理。而纪律委员会主要负责与球赛有直接关联的违反道德守则的行为。
据足协官网显示，近几年足坛的处罚通知几乎都是出自纪律委员会，处罚对象主要为球员以及球队官员，处罚行为几乎全为比赛中出现斗殴、辱骂裁判员、比赛迟到等行为。而道德委成立的近6年则没有出过处罚通知。中国足协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主任何家弘也曾撰文表示，足协道德委成立以来，暂未正式查办案件，处于休闲状态。
这种情况存在一定客观原因。2014年据英国《每日邮报》统计，中超球员平均年薪为20.9万英镑，折合人民币近200万元。而到2019年，限薪令出来之前，中超球员平均年薪为1389万元，5年涨了6倍。由于近10年中国足球步入金元时代，球员以及教练员收入水涨船高。
"高额的薪资使得大部分球员与教练员鲜少通过与踢假球这种高风险的方式来获取额外收入。"上述足球传媒界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解释，高薪资使球员更希望保住自己在俱乐部内的地位，而非用非法途径来获取额外收入。
但这样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为了遏制足球俱乐部日益高涨的球员支出，让一些非"豪门"俱乐部也有生存空间，2018年底，足协公布"限薪令"。在最新的球员薪酬调控政策中，中超国内球员单赛季薪酬已被降至税前最高不超过500万元人民币，全队平均年薪最高不超过税前300万元人民币。对比2019年巅峰时期1389万元，平均薪资缩水近80%。
加之足协一系列新政出台与地产行业的没落，投资方与广告商对于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也在大幅减少。不少足球俱乐部甚至出现大量欠薪，而江苏苏宁、重庆当代等多支队伍也因为欠薪问题相继解散，包括李铁曾执教的武汉长江队也已接二连三公开讨薪。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球员薪资在大幅上涨后又大幅下跌，部分球员、教练员是否会选择尝试通过其他手段增加收入，也被打上了问号。
"这届世界杯又是如此，中国除了国家队没参加，其他的都参加了。"一位资深球迷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抱怨道，是该好好查查藏在足球体制内的问题，最好再掀一轮反腐风暴。
前国脚徐亮也曾在网络直播中直言："所有相关部门应一起来查中国足球的假球内容，挖得越深越好，因为足协调查到一定深度可能存在职权不够的问题，需要更高级别部门进行干预。"
责编|杨琳
日本逆转两支世界冠军背后：为什么一定要把球员“送出去”？
北京时间12月2日凌晨，当日本与西班牙的世界杯E组末轮终场哨响起，万千日本球迷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
本不被看好的日本队在小组三场比赛中接连逆转战胜两支前世界冠军队伍，史上首次以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16强。
在首场逆转德国的比赛中，两名取得进球的球员都效力于德甲联赛。今日凌晨，为日本队攻入制胜球的田中碧也效力于德乙联赛。可以说，是德国培养的外国球员，活生生把自己“送回了家”。
是什么造就了如今的日本队？日本足球崛起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12月1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成都见到了被日本足协派遣至中国任教的天野圭介教练，他认为，日本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努力把球员送到欧洲去锻炼，欧洲代表着当今足坛最高的水平和最顶端的制度。“让日本球员去欧洲踢球，既能够让日本国内的教练和球员获得新鲜知识，他们也能帮助验证日本之前发展足球的思路是否正确，以及应该怎么样去修正方向。”
作为持有日本足协A级教练证、亚足联A级教练证的职业教练，天野圭介已从事足球青训超过20年时间，并曾在日本J联赛豪门鹿岛鹿角的梯队任教。入选本届世界杯日本队大名单、目前在比利时甲级联赛踢球的上田绮世，便曾在鹿岛鹿角梯队受教于天野圭介。
日本旅欧球员超450人，在德国踢球人数占半壁江山
日本队在卡塔尔世界杯首战以2:1逆转战胜“四星”德国队，用日本人自己的说法来点评本场比赛，就是“借了屋檐，掀了主屋”——本届世界杯，入选日本26人大名单的球员中，有21人在日本以外的联赛踢球，创造了参加世界杯亚洲球队“留洋”人数的新纪录，其中在德国各级别联赛效力的就多达8人。
更需要指出的是，日本首战2:1逆转战胜德国，进球的堂安律和浅野拓磨，都是来自德甲联赛。为浅野拓磨制胜球助攻的后卫板仓_，同样来自德甲的沙尔克04。日本2:1逆转西班牙的比赛，堂安律攻入扳平比分的进球，攻入制胜球的田中碧，目前效力于德乙联赛的杜塞尔多夫。
去年，德国转会市场网站曾做调查，日本旅欧的球员人数已高达451人，其中在德国各级联赛中效力的日本球员数量最多，竟然高达250人。可以说，德国联赛已成为日本足球实力的最大养成所。
日本旅欧球员分布制图：每经编辑高涵
NBD：大批日本球员去欧洲之后，对整个日本足球的发展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
天野圭介：目前有很多日本球员在欧洲踢球，他们接触到了世界最高级别的职业足球，也理解了世界最顶级的标准是什么。
在日本经历了少年阶段的球员，他们能够融入世界顶级联赛的环境，促使他们去了解世界足球最前沿的变化，通过他们还能够带来很多最新的东西，这在日本国内也形成了新的足球文化。
不光如此，留洋的日本球员也让参与足球的教练和球员都有更强的自信心，使得日本可以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发挥出日本足球的特点。
日本足球虽然连续闯进世界杯决赛圈多次，很多人也能够看到日本足球是在进步，但是从比赛过程来讲，日本一般落后以后很难反超，甚至连追平都比较难。
然而，通过本届世界杯能够看到，不管场上局面是什么样的，甚至包括对阵德国这样的比较强的球队，球员也依然能够坚持日本足球的特点，这也是他们通过多次在世界杯舞台上去挑战自我、积累了经验以后的结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日本足球这些年的积累。
日本足球为何要“走出去”？天野圭介：足球是世界性运动
日本首次参加世界杯还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1998年~2018年的六届世界杯中，日本队三次打入16强，不过16强也是日本队迄今在世界杯的最好成绩。
制图：每经编辑高涵
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前，虽然日本在热身赛中全败，但靠着功利的“防反”的战术，日本在南非战胜喀麦隆和丹麦，成功地进入到16强。也就是从那时起，日本足协战略性地利用南非世界杯16强这个契机将大批球员送往欧洲。从这一点来看，日本足球2010年后的发展像极了明治维新时期“派遣大量士官去德国、英国军校学习”的事实。
从南非世界杯之后，日本涌现出像香川真司、本田圭佑、内田笃人、长友佑都、长谷部诚、冈崎慎司、吉田麻也等这样在欧洲五大联赛豪门打上主力的顶尖球员。在前辈“光辉”留洋经历的铺垫下，近几年日本向欧洲主力联赛输送的球员更是络绎不绝。如今，像本届日本队的富安健洋也在英超这样的全球顶级联赛中站稳了脚跟。
NBD：为什么日本足协会把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作为了一个契机，大批地送球员去欧洲？
天野圭介：这里边最核心的是，足球毕竟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我们要在世界最高水平的舞台上证明自己，想继续提高自己，不再输给这些以前比我们强的对手，最基本的还是能够去和世界上的顶级球队过招，能够在更好的环境里去提升自己的足球实力。所以，追求这个领域里最顶端的、最核心的部分，这种上进心应该是所有成长的根本。
越来越多的球员进入欧洲顶级联赛的同时，通过他们的日常经验和在训练生活当中感受到的东西，一方面能够让日本国内的教练和球员获得新鲜知识，另一方面他们也能验证我们之前的做法是不是好的，以及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去修正方向。
这些球员在顶级舞台上能够展现出实力，那么对于日本国内的教练和球员也是一种自信心上的鼓舞，证明我们国内的环境也能够培养出好球员。我们按照这个方向继续进行下去，就一定可以有更好的效果。
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结果，不光日本的J联赛的竞争力提升了，包括U18、U16、U15一直到下面U12各个年龄层次的日本国内比赛，都因为这些在顶级联赛留洋球员的体验，以及他们在国外验证自己实力的努力，都能让日本的足球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我认为，在欧洲踢球的日本球员，他们也感受到在日本国内做的东西已经不比欧洲的差了，我们已经和他们的水平基本可以平起平坐了。
我们接下来的挑战的目标是怎么样超越他们，能做得比他们好，这是通过了一定阶段的发展积累以后，认识到的下一个阶段的发展目标。
大力改进青少年足球培养环境，创造出国比赛机会
在大批日本球员前赴后继般前往欧洲并取得优异成绩的背后，抛开商业等因素，离不开已发展上百年的校园足球为这些球员打下的坚实基础。
日本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起始于1918年，比日本足协的创立还早3年。不同于西欧的职业化和市场化模式，日本一直保持了以校园足球为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也正如日本校园足球中最常见的一个标语——“心、技、体”所表现的那样，精神层面的修养与人格的塑造被摆在第一位，这也彰显了日本传统文化占据着足球领域的核心地位。
过去几十年来，日本足协在青训上花了很大功夫，引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教练过来，特鲁西埃等世界名帅也曾到日本参与青少年培训。
日本国内联赛架构制图：每经编辑高涵
NBD：您能详细分享一些日本青少年足球培养的实践和经验吗？
天野圭介：过去十多年来，整个日本足球环境的改进，尤其是青少年足球的培养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比如说，日本从U12到U18，各个年龄段的比赛都有非常仔细的分析，能够结合孩子们成长创建非常详尽的比赛环境，所以不管他们成长到多大的年龄，都能够保证有非常健康的比赛环境。
同时，U22这个年龄段是日本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是属于大学生的年龄段。U22里面也有很多球员是大学毕业以后进入职业足球，所以在这个年龄段的比赛水平是非常高的，也有很多日本国奥队甚至日本国家队的球员从联赛里走出来。
此外，日本积极参加世界各个国家举办的各个年龄段的比赛，从U12一直到国家队都积极参加这些国际性的交流，能够在国际最高级别的舞台上去挑战强敌，去验证自己的实力，这也是成长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日本足协官网庆祝日本战胜西班牙来源：日本足协官网截图
虽然日本是一个岛国，到其他的国家/地区可能交通上有不方便的因素，但是最近这十多二十年来，我们能够看到日本各个俱乐部，包括整个国家队各个年龄段的队伍都在积极地创造条件，让不同的年龄层次、不同级别的球队能有更多国际交流的机会。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2019年左右的数据显示，全日本各个年龄段每年的出国比赛的机会大概一共有300次左右，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球队，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我之前在鹿岛鹿角的梯队任教，俱乐部每个梯队基本每年都有1~2次出国比赛的机会，整个鹿岛鹿角的青训梯队一年大概会有10~15次出国比赛的经历。
如果有很多机会和欧洲南美，包括巴西阿根廷的一流足球环境里的强队去过招，不管是教练还是队员，都能够有更强的积极性去挑战自己，所以这种比赛的形式能够对日本足球提升起到很大的作用。
整个日本教练的证书制度是很完善的，日本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加细致，很多方面都是从一个持续性的学习角度让教练不停地去整理想法，能够接收到新的知识，以及能够在培养青少年球员成长的过程当中完善自我。
这些教练能够在实际的指导经验当中，一方面提升自我，同时能够让孩子们享受到更好的训练比赛的环境，也是双方都能够成长的重要的环境。
足球普及是关键，日本有630万人一年至少踢一次球
日本高中足球的蓬勃发展，自然离不开几十万注册在册的年轻球员——根据日本足协的统计，日本登记在册的足球运动员超过93万人，18岁以下的足球运动员就超过73万人。另据日本《休闲白皮书》统计，日本一年至少踢一次球的人数是630万。
日本登记在册足球运动员数量制图：每经编辑高涵
NBD：足球在日本有着庞大的群众基础，这方面是如何发展的？
天野圭介：日本足球毕竟没有特别长的发展史，也是最近的几十年，尤其是通过归化的球员和国外的优秀教练来引领成长。
日本足协是有方向性地确定了四个内容，第一是国家队的实力、第二是青少年的培养过程、第三是教练员的指导能力、第四是足球的普及。
要在这4个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需要大家在投入的过程当中清楚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目的是什么。四个领域不是说喊了口号、定了目标就行了，一定是要有可持续的、不断调整的举措，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够见到效果。
日本足球发展的历史上有很多归化球员，以及国外的教练，当然日本国人的力量也是能够让日本走到现在的关键要素，接下来的日本足球发展过程当中也不应该忘却这一段历史。
为了日本整个体育界更健康的发展，要能够利用可以利用的力量。我们尊敬环境的多种多样性，能够让有不同的背景的人都参与进来，这样才能够让日本的足球发展的更好。
女篮：捷报从东京传回，警报在山东拉响
在刚刚结束的2020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篮延续上升势头，取得第5名的好成绩。如果签运好一些、1/4决赛细节处理得精到一些，夺牌也不是不可能。不管怎样，这是一支能给人无限遐想的球队，主力阵容足够稳定，也足够年轻，三年后的巴黎，她们或许能赢得一个更加浪漫的结果。
中国女篮，毫无疑问已重返世界顶级强队之列，然而培养了绝大部分队员的青训体系，却在经历着“盛世之下的隐忧”。
上月14号，2021年全国（U19）青年篮球联赛泰安赛区组委会发出一纸通知：四川女青、山东女青、广东女青“不计成绩不计名次”，原因是这三支球队“注册人数不足8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客观因素，不宜做过度的解读，但三支球队——尤其2013、2017两届全运会冠军的山东女青——凑不齐规定的注册人数，还是足以让人感到震惊。
窥一斑而知全豹：女篮青训，的确遇到困难了。
中国女篮主控李缘，就出自山东青年队
女子篮球的困难一直存在，工资少、商业价值低，受伤的风险却一点也不小……这些，全世界女子篮球甚至美国都概莫能外，但这是相对男子篮球而言的。纵向来看，我国女篮青训近些年遭遇的困境，有一些是从顶层传导下来的，有一些则来自校园篮球的冲击，本文的侧重点在于后者。
众所周知，现如今我国 体育 人才的培养是“双线并进”， 体育 口（体校、青训队、职业俱乐部）一条线，教育口（大中小学校）一条线。两条线大致是平行的，但也存在一些交错的点——CBA选秀大会就是典型，两条线可以通过这些交错的点进行有限的交流。当交错的点多到一定程度，两条线就你中有我、不分彼此了，这是体教融合的终极理想形态。
最早的时候，我国经济和教育相对落后， 体育 是获得体制内身份、迈向人生巅峰的金光大道。现在情况不同了， 体育 口能给的，教育口通通能给，而且回报/风险比例更高。男篮还好，如果打进CBA，有很大概率会跨入另一阶层。女篮则不然，哪怕是打上WCBA，你的工资仍有很大概率不如北上广深的普通上班族，这一点，从WCBA选秀1-5顺位最低保障工资仅15万元就可见一斑。
2019WCBA选秀，邓睿洁当选状元
回到“注册人数不足8人”。家长们之所以不愿意让孩子注册，是因为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征战CUBA的资格（CUBA不允许运动员读大学之前在青年队注册），她们可选择的院校就只剩下 体育 类院校，择校的主动权和机动性被大大限制了。有的球员会选择以“备案球员”的身份跟队，这样既不耽误训练和比赛，又能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保持足够的主动权和灵活性。
CUBA也有自己的顾虑，有资格组建高水平运动队的学校本身就有限，每年的招生名额同样有限，如果对注册球员放开限制，会不会压缩学生球员的生存空间？假设各个学校都去哄抢注册球员——职业球员水平相对大部分学生球员要高一些，是不是与发展校园篮球的初衷背离了？
跟教育口相比， 体育 口的整体优势在于教练员水平高、软硬件设施更好。以山东女青为例，该队主教练安广庭曾是上世纪末山东男篮主力后卫，退役之后一直在 体育 口一线深耕，两届全运会青年组、两名国家队后卫王思雨和李缘，是他教练生涯最为人称道的“作品”。他现在带着一批队员在烟台封闭集训，备战9月份的全运会，据他介绍，整个教练组和保障团队，加起来有十几个人。
山东女篮后卫王思雨
即便如此，山东女青还是面临着注册等困难。“家长要上学，咱（规定上）别弄得太了。”安广庭表示，家长不愿意给孩子注册，他不会强求。可是对于有的青训队来说，既得给全运会抡才，又得为俱乐部养士，面对那些不愿意给孩子注册的家长，他们就会显得很为难：培养半天万一没法上一队，不就成了给他人做嫁衣了么？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困境。有时候为了留住好苗子，青训队只能让步。
“跟家长也在磨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一位俱乐部工作人员告诉我，“也不是说完全招不到，但确实是有困难。”
是的，不注册总好过招不到，而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进专业队。除了少数天赋异禀的球员，大部分家长都会选择宁可牺牲孩子的运动潜力，也要保住学习的机会，二选一的话，他们会选择前者。包头三十三中女篮的主教练冯丹蕾告诉我，之前有多支专业队到他那里去招生，“但孩子们不愿意去，想着先上学，如果有机会再走专业，向邵婷学习。”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邵婷
邵婷，是中国女篮的队长，也是教育口迄今为止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运动员，她的经历向世人证明：校园也可以培养出顶级运动员。中国女篮奥运会阵容当中，邵婷、韩旭、武桐桐都是在校园里成长起来的，以及中国男篮新晋成员王少杰、祝铭震，都是比较典型的案例。趋势再明显不过，篮球的重心，正在向校园转移。
“ 体育 口的比赛，学校基本都能打，而 体育 口就打不了任何教育口的比赛。教育口有很多学习班，甚至有海外的交流访问机会，体校啥都没有，学习班也少了。”一位基层体校教练向我吐槽，他对 体育 口的前景感到悲观，“最终，体校可能就是个壳，比赛全是教育口的在校生去打。”
按理说，全运会是 体育 口四年一度的盛会，但一些篮球弱势的省份却只能整建制调用教育口的球队去参赛。比如，青海师范大学女篮代表青海，包头三十三中女篮代表内蒙古并打进了U19的附加赛，雅礼中学女篮代表湖南打进U19决赛圈，北京师范大学女篮则与四川女篮联合组队……即便篮球强势的省份比如山东，其青年女篮也得从清华附中借人，上届有韩旭、刘禹彤，这届则有李美潼。
北师大女篮王牌内线刘禹彤
青年队是这种情况，与它们同气连枝的基层体校，同样日子不好过。
以篮球大省山东为例，全省的地市级体校，拥有成型的女篮的，不过10所左右，更别提区县级体校了。关于区县级体校，具体的数据我没查到，但不妨以河南省的情况为参照。河南大学张星晨在自己2016年的硕士论文《河南省县级业余体校现状调查》中做过统计，河南当时有县级业余体校46所，其中2所有名无实，其余44所绝大部分都是“一集中”办学模式，即运动员只在业余体校训练，学习和食宿由中小学和家庭承担。
“一集中”、“二集中”的培养模式，现在在广大基层已是屡见不鲜，这其实就是体教融合的一个成功经验。如此一来，体校不必受招生困难之苦，而学校也获得了紧缺的 体育 教育资源，一举两得。
至于那些仍在正常运转的体校，它们也有自己存在的意义。拿前段时间爆红网络的山东姑娘张子宇来说，她是山东女篮名宿于瑛之女，年仅14岁身高就突破了2米20，眼看就要超越姚明。她在清华附中走了一遭，后来还是回到了 体育 口，因为这里或许更能发挥出她的价值，她就是前文所说的那类天赋异禀的孩子。20天以前，她率领济南市体校夺得全国U15女篮冠军，她本人则荣膺赛区MVP。
和同学们在一起的张子宇
“她不光是长得高，脑子也特别好使，有大局观。”济南市体校女篮主教练栾明杰说。
济南市体校女篮每年都有队员进入国少、国青，栾明杰还担任过2020年U15国少训练营的女篮助理教练，可是招生却同样变得异常困难，只能把范围推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偏。
这就是 体育 口最真实的生存现状。我们不知道“注册人数不足8人”是否意味着中国女篮后备人才的危机——毕竟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去验证，但是另外一个趋势倒是非常明显。
日前，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 体育 局等四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全省大中小学校 体育 教练员专业技术岗位设置管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四个红彤彤的公章敲在白底之上，醒目，庄重。
李缘带领国青女篮问鼎2018亚青赛
《实施意见》提出，要在大中小学校增设“ 体育 教练员专业技术岗位”——这是一个跟 体育 教师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工种”。同时，支持鼓励职业队、各级体校的教练员到学校兼职，“可按规定领取报酬。”当然，还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第10条，“加大省优秀运动队退役运动员入职学校力度”，通俗来讲，就是给那些符合规定的优秀运动员以安置措施。
如果把《实施意见》跟《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双减”意见）放在一起琢磨，则是更有一番妙趣。《实施意见》未必可以刮起大风大浪，但罡风起于青萍之末，这里边蕴含的趋势，不言而喻：体和教在融合，“教”在逐渐把“体”囊括进来。
初高中层面，“交错的点”越来越多。中体协和中国篮协合办的“星火杯”，已是青训和校园篮球爱好者们必看的比赛，未来可能会有女篮的“星火杯”。中国篮协在开放一些U系列比赛的指标，给教育口去参加。未来，中体协还在策划一些“全覆盖”的赛事，涵盖中职（含体校）、民办学校。更远的将来，或许会有小学生篮球联赛，与中国篮协的小篮球计划形成犄角之势……
“如果能转岗去学校，你愿意吗？”我顺着《实施意见》的话茬问一位资深的体校女篮教练。
“当然愿意。”他不假思索地说，“在学校，评正高的机会多一些，我的那些同学，早都是正高了，硕导都有。”
中国足协第十一届执委会第八次会议召开
中国足协第十一届执委会第八次会议召开）
新华社苏州1月15日电中国足球协会第十一届执委会第八次会议15日在苏州召开。
刘奕资料图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表示，中国足球改革发展任重道远，必须全面加强党对足球工作的领导，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进一步加强男、女足各级国家队建设，实施“三级国家队突破行动计划”；加快落实女足改革发展方案，推动“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坚持以青训为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足球青训体系；坚持以联赛为本，构建中国特色职业足球发展模式。
杜兆才说，足球工作者要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共同谋划中国足球发展之策，走好中国足球新的长征路，对标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目标，卧薪尝胆、真抓实干，打好中国足球翻身仗。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表示，中国足协2023年工作重点将聚焦于强化男女足各级国家队训练备战工作、持续推动职业联赛健康发展、加强青少年足球工作、深化足球领域改革、强化足协自身建设、加大行业风气治理等。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积极探索中国特色足球发展道路，为振兴中国足球努力奋斗。
会议听取了中国足协2022年工作情况及2023年工作计划，听取了职业联赛2022年工作情况及2023年工作计划。会议决定，免去刘奕的中国足协秘书长职务。
延伸阅读：
处理假球案？中国足球不止需要刮骨疗毒！
中国足球行业内的“病毒”不除，就难说有未来。而这一除“病毒”的过程，仅仅刮骨疗毒是不够的。
文|海上客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足协于12月25日对广东省运会假球事件做出行业处罚，六人被终身“禁足”。
这一幕，何其相似乃尔？
中国足球协会12月25日发布公告图：中国足协网站截屏
回想2001年“甲B五鼠”案发后，司法介入中国足球一些假黑案件，这真是“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如今，又有假球案发！
海叔犹记得，当年处理中国足球假球黑哨案后，不少媒体在评论文章甚至标题中，用了“刮骨疗毒”一词，认为唯有如此，中国足球才能重新恢复活力、前行。可如今来看，中国足球行业内的“病毒”不除，就难说有未来。而这一除“病毒”的过程，仅仅刮骨疗毒是不够的。
广东省运会假球案，系指2022年8月7日，在男足乙A组决赛中，广州市代表队5-3战胜清远市代表队，获得冠军。该场比赛过程受到舆论广泛质疑。之后，在国家体育总局的指导下，中国足协成立专项调查小组赴广州，与广东有关部门共同进行调查。
广东省运会男足乙A组决赛赛后，该场比赛就成假球案众矢之的
从比赛过程来看，明眼人一眼看出——清远队在下半场20分钟时，仍以3-1领先着广州队。可在教练“面授机宜”换人后，换上去的队员跟队员窃窃私语几句，随后，广州队在10分钟内连追四球，获得冠军。
赛后有人通过微信爆料
要知道，这可是U15年龄组的比赛啊！换句话说，这些场上队员可都是些孩子，或者说未成年人！清远队整支就是恒大足校的队伍，也就是说，这都是些学生仔！海叔要说，足校也是校园啊。让学生仔打假球，祸害下一代！
同时，让孩子打假球，当然破绽百出的可能性更大。但真正要调查清楚这事，不能仅仅看比赛过程。即便1998年东南亚老虎杯假球案，想输的印尼队直接将球射进自家大门，最终还是需要相关调查找到证据、得出结论。
在中国足协的调查组跟进后，如今初步披露的调查和处理结果为——
广州市足球协会主席谢志光、恒大足球学校校长王亚军、副校长张修宇、球员管理部主任蔡光辉、清远市足球代表队主教练黎梓菲、清远市足球代表队助理教练陈伟华等人存在操控比赛、以确保广州市足球代表队获得冠军的违纪行为。
广州市足协在广州U15男足“夺冠”后的相关报道图：广州市足协网站截屏
12月24日晚上，“广东省运会U15假球案”问责情况出炉，16名党员领导干部严肃问责。其中，给予广东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禹平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免职处理。
第二天，中国足协也开出了相应罚单，作出对广州市足球协会主席谢志光、恒大足球学校校长王亚军、副校长张修宇、球员管理部主任蔡光辉、清远市足球代表队主教练黎梓菲、清远市足球代表队助理教练陈伟华等6人终身禁赛的处罚，并暂停广州足协会员资格2年。
恒大开出的相关处分决定
不出所料，恒大集团发出文件，“对个别员工严重违规”做出了“处分决定”。对相关“同志”给予开除，其中包括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兼恒大足校校长王亚军。
不过，这难道就够了吗？恒大是否准备进一步调查？是否这起假球案只是个案？仅仅是个别员工的行为？是否有必要进行司法介入？
在广东省运会假球案发之后，调查期间，中国足球界还曾爆出一则新闻——国足前主教练李铁被查。这也许是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有关中国足球的一个“大消息”了。相信李铁案会水落石出，查个底儿掉的！
李铁图：资料
海叔要说的是——李铁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调查的国足主教练。这一点，颇有指标性意义。毕竟，若干年前，中国足坛的扫黑风暴，被查被抓甚至被判刑的，只有足协官员、球员，还没有国足主教练。
其实，最令人痛心之处在于——类似李铁这样，成名甚早，在少年时期就曾入选国足，并曾在英超打上过主力的球员，他本人难道不正是中国足球的一笔巨大财富吗？为了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金钱，而去铤而走险。甚至都不认为自己在铤而走险，实则是在背后大肆破坏中国足球——
无论是对体育精神的践踏，
还是对足球规则的漠视，
或是对球迷的愚弄，
凡此种种，令人愤慨。
2004年，黎梓菲在中超联赛中图：广州日报
尽管在个人踢球成就上，黎梓菲没有李铁高，可当年他也是中超主力级别的选手。
在中国足球某种程度上青黄不接的今天，确实需要当年能踢上中超的球员去更多投入青训。但前提是——别带坏孩子。因此，球迷有理由对黎梓菲之辈同样表示愤慨！
如今，广东省运会假球案发、李铁被查，似乎又让中国足球到了风口浪尖，又有媒体称，中国足球需要刮骨疗毒了。
但海叔感觉，单纯外科手术式的刮骨疗毒已经很难挽救中国足球。中国足球需要的是“抗病毒”手段。
譬如当年假球黑哨案发，足协也发出过一些终身禁足令——这就是所谓的刮骨疗毒？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照样有一些被处罚的前球员回来捧足球这个饭碗。足协如之奈何？
还有一些足协前官员，单纯对之动用“禁足令”之类，对他本人也没啥影响。人家本来就不是吃足球饭的，换个地方谋生即可。
比较有效的手段，还该是与整个中国的法治建设对接，共同发展。该移交法办的，决不能手软。至于整个中国足球体系，海叔认为该重建。趁着如今中超一些球队都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明年联赛都不怎么有谱的时候，不妨将更多精力放在社区，放在全民足球上。将金字塔的塔基筑牢。
当年甲A联赛球市火爆
回看上世纪90年代初，甲A联赛职业化改革和日本足球从产业化向职业化过渡，几乎是在同时进行的。如今，中国足球是否可以似90年代初那样，索性按下暂停键——停办一届联赛，精心谋划，重整旗鼓？其实，也未尝不可！
关于足球的论文 （2000字左右 最好浅显一些）
英国足球与英国文化
1 引言英格兰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申办形象大使贝克汉姆2009年12月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足球渗透在我们的文化里，存在于我们的DNA之中。从我们降生到这世界上，足球就和我们在一起，永远不分离。”[12]
从贝克汉姆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足球与英国文化的紧密关系。这项现代运动起源于英国，在英国成长壮大，并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运动。体育文化是一种亚文化，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英国足球运动的起源与发展植根于广泛的英国社会背景之中，渗透与折射着英国文化的特点。以往国内对英国足球与英国文化的研究非常少，仅有的一两篇文献或者没有全面论证英国足球与英国文化的密切关系，或者缺乏具体的实例和深入的论述[6,7]。本研究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英国足球运动反映出的英国文化中的典型特点：绅士文化、民族国家、岛国心态与阶级意识，力求理论依据翔实，论据充分。
2 英国足球折射出的英国文化2.1 绅士文化绅士风度是英国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绅士风度是英国社会各阶层在向上流社会看齐过程中，以贵族精神为基础，掺杂了各阶层的某些价值观念融合而成的。绅士的形象植根于中世纪的骑士精神[8]。在中世纪，青年男子（往往出身贵族———经济上才能支付得起成为骑士要满足的条件）要从小接受严格的训练，经过严格的程序才能成为骑士；骑士在受到召唤时要挺身而出，勇敢地为道义而战，率领、鼓励人们英勇顽强地奋战到底[18]。与骑士精神紧密联系的历史事件是长达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英国军队挥舞红底金狮的旗帜以鼓舞士气，英格兰国王理查德一世因其骁勇善战而获得“狮心理查”称号。狮子在西方文化中也成为勇气、忠诚与高贵的象征。
英格兰足协的徽章“Three Lions（三只狮子）”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英国足球对骑士精神的继承：勇气、力量与自豪。
狮子（lion）和狮心（lion-heart）是英国报纸描述足球运动员时常用的词。英国足球风格素以英勇、顽强、充满战斗精神著称。“在赛场上，英国球队运动员各个都如骑士般，体现着正直、英勇、公正、牺牲、荣誉的骑士的一些典型特征。
他们跑动积极，拼抢凶猛，长传冲吊，与对手进行正面的‘交锋’，动作干脆粗犷”[7]。欧洲大陆媒体对英国足球打法的评价是运动员勇往直前，讲求速度与拼搏，但不擅长（或不屑于）搞迂回，不讲求计谋[14]。
绅士文化的内涵随着英国社会的发展发生着变化。
大批海外殖民地建立以后，大英帝国的缔造者们意识到，仅有勇气和冒险精神不够。“大英帝国越是变成一种统治责任，……统治机构就越是感到需要保持英格兰人的‘纯洁性’。随着国外财富日积月累，国内开始强调道德规范”
[5]。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被公认为绅士文化发展到顶峰的时代。整个社会崇尚荣誉，讲究风度、外表举止和礼节，恪守公开竞赛、公平竞争的“费厄泼赖（fairplay）”的价值观念。
这些礼节与价值观念反映在当时的足球运动中。英国19世纪的报纸赛事报道上，对足球运动员一概冠以Mr.（先生）的称号[14]。成立于1882年的克林西安俱乐部则是公平竞争和“运动员精神（sportsmanship）”的最高体现，“他们不会参加任何商业比赛，也不为奖杯比赛，更不会和裁判员争论。一旦对方有一名运动员被罚下场或者因伤下场，他们普遍做法是，为了公平起见，本方也只留10人应战”[3]。
尽管绅士文化在20世纪开始没落，这一彬彬有礼的国度甚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骇人听闻的“足球流氓”现象，但绅士文化的核心精神“勇气与自豪”一直与足球相伴。英国足球运动风格以英勇、凶猛、直截了当著称；在赛场上，运动员的犯规也相对较少。
2.2 民族国家作为现代足球运动的发祥地，英国在国际足球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足联”）（FIFA）中独具一格：在国际足联中占有4个席位、可以派出四支队伍参加世界杯比赛。这既反映了英国足球在20世纪初的领军地位，也反映了英国的独特构成：由4个独立性非常强的“国家”（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组成的联合体。在英语文章中，提到英国的这4个组成部分时，常常称它们为“nation”或“country”。这两个词在各种英英、英汉词典中，都是“国家”之意，与英文中称呼其他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并无二致。许多来自苏格兰的人，宁愿称自己是Scottish（苏格兰人），而不愿意被称为British（英国人）。一位美籍爱尔兰裔女士曾坚决反对说伦敦是英国的首都：“London is thecapital of England,not the capital of the UK.（伦敦是英格兰的首都，不是英国的首都）”，因为“英国只是几个国家的联盟，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实体。”
这种民族身份的意识强烈地反映在足球中：“Anyonebut England”（输给谁也不能输给英格兰）一直是苏格兰足球的口号[16]。1872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在格拉斯哥举行的对抗赛，被称为历史上第一场“国际”足球比赛。1872—1929年间，苏格兰参加的全部比赛都是同英国的“内部国家”———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之间的比赛，在全部的43场比赛中，苏格兰只输过两场（败给英格兰）。对于在经济、政治上与英格兰相比略居次要地位的苏格兰，足球成了他们实现民族骄傲与自豪感的重要方式。尽管人口相对稀少，1937年，在苏格兰国家体育馆Hampden Park进行的苏-英对抗赛吸引了149 415名观众，这一数字至今仍保持欧洲单场足球比赛最多观众的纪录[22]。
自从威尔士开始了职业足球运动，“威尔士民族身份意识就渐渐渗入到每一场威尔士和英格兰间重要的赛事”[17]。威尔士传统上的运动强项是英式橄榄球（rugby），但近些年，随着橄榄球成绩下滑，足球引起了更多的关注。
Gary Rogers和Joel Rookwood以卡迪夫城市足球俱乐部为例，分析了足球对增强威尔士意识、激发威尔士民族感情的作用。尽管卡迪夫城市俱乐部长期参加英格兰联赛，但这给了他们更多“对抗英格兰的机会”。正如一位球迷表述的：“观看城市俱乐部踢球时，我们背上插着旗子，高唱威尔士歌曲。我们是来自首府的惟一一支球队。我们喜欢做威尔士人，城市球队表达了我们的心声，给了我们表达对威尔士热爱的机会”[20]。
在北爱尔兰，足球则以另一种方式体现了民族意识。
北爱尔兰内部的民族争端长期困扰这片面积不足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北爱尔兰人口约160万，其中，60%是不列颠殖民移民后裔，他们信奉基督教新教；其余40%是爱尔兰岛的土著后裔，信奉天主教。在北爱尔兰归属问题上，前者主张留在英国，后者则坚持回归爱尔兰。长期以来，他们分而聚居，互不往来，且时常发生流血冲突。足球运动深受这种派系斗争和暴力事件的困扰。“派系斗争激烈时，社区间的球赛无法正常进行”，“对优秀运动员的评价总是要透过宗派主义这一有色眼镜”[16]。尽管处在这样一个独特的环境中，爱尔兰足球协会（Irish Football As-sociation）是国际足球联合理事会成员；爱尔兰代表队3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周；点球、越位等规则也是爱尔兰足球运动员对世界足球的贡献[11]。
尽管20世纪末英国成功通过立法，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成立了地方议会，实现了这些地区的高度自治，与足球相连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结并没有消融。从1974年国际足联取消了职业运动员不能参加奥运会的规定后，英国就没有组织过国家代表队参加奥运会的足球比赛。2012年奥运会即将在伦敦举行，经过一系列协商和让步，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决定不参加国家队，但是宣布不反对由英格兰独自组队代表英国国家队[24]。足球深刻地体现了英国4个地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
2.3 岛国心态岛国心态（insular attitude）指的是岛屿国家因为在地域上与外界大陆隔绝，逐渐形成一种封闭排外的心态。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关系是岛国心态特征的典型反映。英国民众对欧盟普遍持怀疑和举棋不定的态度[19]。英国在岛国心态之外，又受着昔日辉煌的困扰：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甘愿沦为欧洲大家庭的普通一员吗？
英国足球与国际足联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岛国心态与帝国的衰落。如同政治、经济上的辉煌一样，19世纪，现代足球运动在英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足球随着帝国的扩张传播到世界各地。尽管在1904年，7个欧洲大陆足球国家成立了国际足联，但它们的足球运动水平远远不能与英国的足球俱乐部抗衡。1905年，英格兰应邀加入国际足联，并以老大哥的姿态执掌国际足联到1918年[23]。后因与其他国家意见分歧（关于国际足联是否可以吸纳德国及其一战中的同盟国）而于1920年退出国际足联。
早在1886年，英国国内4个地区（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足协就组成了国际足球联合理事会（TheInternational Football Association Board），负责商讨和确定这项运动的规则以及其他有关足球和足协的事宜。事实上，国际足球联合理事会至今仍然存在，并且对世界足球运动规则的修改有最终的决定权。只不过从1928年起，该理事会吸收了4个国际足联成员，与英国4个内部成员国拥有同样的投票权。这标志着英国第一次正式承认，“他们的足球”成为了世界性的运动[23]。
在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大英帝国逐渐瓦解的同时，英国的足球也失去了在世界上的领军地位。1901年，英格兰球队首次同英伦三岛之外的球队交手，业余运动员组成的队伍在伦敦以12比0狂胜来访的德国队。在1906年11月12日的友谊赛中，他们在巴黎15比0狂扫法国队。在1907年，英格兰队同荷兰队两次交手，英队在海牙8比1胜利，在达林顿主场12比2大胜。1936年和1938年，苏格兰在对阵欧洲其他球队的6场比赛中赢了5场[1]。然而，1953年，英格兰在本土首次败给来自不列颠群岛之外的球队———匈牙利队。到1960年，英格兰球队彻底失去了霸主地位。英格兰球队最后一次辉煌是1966年世界杯夺冠，这来之不易的胜利给国势处于衰退中的英国国民打了一剂强心剂，但也同时为英国足球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已经落伍的长传冲吊打法和一成不变的4-4-2阵型因着这次胜利继续在英格兰长期大行其道[14]。苏格兰球队从1950年开始参加世界杯，迄今共有8次入围，但基本上在第1轮就惨遭淘汰[18]。
政治上曾经的霸主地位以及岛国心态使英国不愿意过多卷入欧洲事务；作为现代足球的发祥地，英国最初也不屑在国际足联中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尽管早期有些不情愿地加入，但仍摆着家长的姿态，甚至因为对一些问题（如运动员的职业化问题）的意见分歧而扬长而去（1924年重新加入国际足联后于1928年再度退出），直到1946年二战结束后才又以4个足协的身份重新加入国际足联。
岛国心态之外，英国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世界各国力量的增长以及足球运动的蓬勃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足球俱乐部开始大规模引进外籍运动员，在受到球迷欢迎同时，“也有些诸如运动员协会成员的足球界人士后悔把外籍运动员引入，他们认为，这样做会限制本土运动员的发展，导致他们不能进入一流的球队。而浪漫派则抱怨说，这些外国雇佣兵破坏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足球运动”[3]。
2.4 阶级意识谈到英国社会文化特征，不可回避的是阶级意识。英国社会是阶级意识最为浓重的社会之一。人们大都比较明确自己的阶级归属：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或上层阶级（upper class）。2007年，《卫报》
与英国民意调查局联合进行的社会调查显示，89%的人认为，一个人所处的阶级决定社会对人的评价，55%的人认为阶级对个人的决定作用大于其他一切，如个人能力[13]。
上述调查显示，53%的英国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41%属于中产阶级，2%属于上层阶级。
社会阶级的划分显著标准是家庭的经济收入，但品味和生活方式也是阶级归属的重要依据。一个汽车工厂的工人收入也许比大学教师要高，但从文化的角度，前者属于工人阶级而后者属于中产阶级。他们读不同的报纸，工人读《太阳报》（The Sun）之类的报纸———时政新闻较少，关于电视剧、王室的动态、体育类新闻较多。大学教师则读《卫报》（The Guardian）之类的报纸，这种报纸版面大，对国内、外时政新闻报道详尽，休闲版块更加关注戏剧、文学之类的高雅艺术[10]。此外，对陌生人来说，听其语音也可以基本断定一个英国人的阶级身份：工人阶级普遍带有较明显的地方口音，而中产阶级持标准的BBC语音。去英国的留学生反映，在大学校园里听懂教授的讲课很容易，但到了大街上，常常发现英国人的英语是那样怪异难懂。
体育在英国，自然也与阶级社会紧密相连。“一些体育项目如、投镖、橄榄球、赛鸽等，当然还有联盟制足球，在公众的心目中一直是与劳动阶层的‘粗布帽’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他像板球、赛马等活动则是能为各个阶层所接受的‘全民性’体育项目。一般来说，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人对不同体育项目的喜欢已经是其社会地位的明显标志了”[4]。
英国足球运动的发展与19世纪英国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密不可分的。随着19世纪的工业革命，城市人口激增，大批工矿企业成了人口密集区，足球成了工人消磨工余时光的最流行的方式，集中的人口也为这项运动提供了忠实的观众。虽然，现代足球源于贵族学校，是为了强健孩子们的体魄而发起的一项课余运动，但在人口密度大、缺乏娱乐方式的新兴工业城市迅速普及。“英国现在的92个职业足球俱乐部，大部分分布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新兴工业城市及周边地区，差不多每一个当时的工业重地，都有一个甚至更多的驰名久远的俱乐部”[9]。
尽管中产阶级最先规范了现代足球运动，为其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基础，但随着足球运动在工人阶级中的日益普及，中产阶级对这项运动渐渐产生了“敌对态度”[15],认为这项运动过于野蛮。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英国“足球流氓”现象使中产阶级与足球运动更加疏离。
Giulianotti[15]认为，随着工业企业的衰退，英国20世纪末产生了一大批新一代白领工人，作为传统工人阶级的后代，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对足球的热爱，他们受的教育和对新技术的接受又使他们在文化上更为接近中产阶级，这一新生代白领正成为英国球迷的中坚力量。
同时，英国政府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进行的整顿足球流氓行动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旧的球场看台被翻新，一排排座位取代了只供站立观看的看台，新看台上有豪华的包间出租给各大公司。门票的价格提高了，“一个更为富裕的新的球迷群体开始在更安全更舒适的体育场里观看球赛”。与过去几乎清一色的工人阶层观众相比，现在的观众是一个“混合群体，包括了体力劳动者、管理人员、清洁工和广告行政官”[2]。
3 结语英国足球也许不是最优雅华丽的，但却是最纯正最具激情的[9]。足球是英国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涵盖了英国社会的许多特质。英式足球的打法、风格反映了绅士文化的核心———公平竞争和骑士精神；英国国内4个民族国家的民族意识与身份深深地浸透在足球文化之中；英国各足协与国际足联的关系是其岛国心态的又一诠释；同其他运动一样，对足球的喜爱也体现了英国社会阶级差异，尽管更多的中产阶级正在加入工人阶级观赛队伍。透过足球，我们可以更好地解析英国社会与文化；对英国社会与文化的了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英国足球，欣赏英国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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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哈德·克劳琛的职业生涯
2010年3月14日，中德名人足球赛在广东省佛山市世纪莲体育场激情碰撞。中青队前主教练、德国人克劳琛已抵达广州，分别对广佛两地的青少年进行足球培训。近日，当年近70的克劳琛接到记者的越洋采访电话时，老人说：“我们就聊5分钟吧。”可当记者提到青少年足球时，老人还是忍不住打开了话匣子。 我希望在广州开足球培训点：最近一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在全国各地全面铺开，广州对青少年足球的发展也相当重视。年初，全国校园足球冬令营在清新开营将校园足球活动推向高潮。“这是个令人激动的好消息，校园足球现在能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这让我感到中国足球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毕竟足球的未来就是青少年。”克劳琛兴奋地说。他始终认为，中国足球的青少年训练是提高水平的突破口，长期以来这方面的工作都没有得到重视曾一度让他失望透顶。为校园足球开展得成功感到欣慰之余，克劳琛的言语变得幽默起来，“看来你要付更多的电话费了，因为我还有些建议要说，”老人显然意犹未尽，“校园足球必须有自己明确的发展规划，要有科学的、系统的培训计划，更要有负责任的机构来组织。更重要的是对教练员的培养，只有教练不断地提高执教水平，球员才能吸收到先进的技战术理念，才能使校园足球的发展得到保障。”克劳琛还建议校园足球可以借助今年亚运会的契机来推广这项运动。“2010年亚运会在广州举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的目标就是能通过亚运的机会在广州建立更多的青少年足球培训点，如果广州的亚运场馆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用，青少年足球就能更大范围地推广下去。”克劳琛说。
中国青训应该向德国看齐：从1966年到2001年，克劳琛有长达35年的执教经历，而且在这35年里，他执教过青年队、国家队、俱乐部队，足迹遍及欧、亚、非及美洲，并且取得过足以使人尊敬并羡慕的各项成绩。如今虽已“隐退”，但克劳琛一直在德国各地做青少年足球基础培训的工作，这次他作为名人赛德国方面的教练，主要的工作是为球队做现场指导。德国近年来囊括了所有欧洲青少年比赛冠军，克劳琛认为这就是德国青训优秀的证明。“我在德国拥有很多执教经验，历史悠久的足球学校遍布德国各地。德国足协对校园足球也是非常重视的，比如金钱上的投入、教练的培训，还有允许各个俱乐部的青年队使用全国各地的训练中心。中国足球应该学习德国那样，从最基础的建设做起，在学校中更多去普及足球运动，只有全民开展，中国的足球发展才能有雄厚的基础。”克劳琛告诉记者，大约有60，000名年龄在12-17岁的青少年足球人才被纳入德国足协的储备人才计划，还有遍及整个德国的300多个足球基地，这些足球基地每周训练一次，以作为俱乐部训练的补充。约有1200名具有执教资格的教练员参加该项计划，共同参与对青少年运动员考察与培养工作。
青训工作让我兴奋：克劳琛此次来穗，他仍然以中国足球的青训为己任，首要任务就是指导广州青少年足球训练，并对教练员进行理论课程培训，把德国近年在青少年足球培养的成功理念带到中国。“没有比这工作更让我兴奋的事了，我知道我去年努力没有白费。这次的工作仍然会持续一周，我首先在佛山指导佛山U12队，然后要到中小学去给孩子们“授经”，还要培训教练员如何变得更专业。”他说。克劳琛还透露，由于他自己毕业于德国科隆体育学院，很希望能够在广州的高校里进行一些体育方面的学术交流，与高校学生互动。“我打算这次在培训方面，到高校里去取经，与那里的学者进行学术方面的讨论。”克劳琛说。
2010年5月4日，在抵达北京后，前国青队主教练克劳琛在帮助选拔女足青少年队员、给教练员讲课之余，还“忙里偷闲”在工体观看了国安队主场与青岛队的比赛，电话中他直言国安队有了长足进步，并且指出，“28号(祝一帆)、6号(徐亮)和13号(徐云龙)让人印象深刻。”
有媒体报道，克劳琛是女足技术顾问热门人选，并将前往成都观看亚洲杯，克劳琛笑言，“我不知道哪里传来的这样的消息。我一直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但起码目前情况并不是这样。对我而言，最想做的事情还是帮助青少年足球的发展，所以这次我将帮助U18以及U16两支女足队伍挑选队员，进行指导并对选拔给出建议。另外我也很愿意给教练员讲课，今天就已经在香河基地给年轻教练员培训，把我的经验传授给他们，现在还没有人和我说起女足顾问的事。”克劳琛还透露，他将于本月16日与德国足协代表以及中国足协高层进行会谈，就中德足球如何进一步发展此前制定的合作方案。克劳琛还在工体观看了国安的比赛，赛后老头显得很开心，“去年我曾经看过一次国安的比赛，他们当时踢得不是非常出色，今天的比赛，我认为国安队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国安明显是一支训练有素、整体配合流畅的球队，他们对于节奏的控制感和技术都很好。”至于哪些球员最让他印象深刻，德国老头笑了，“国安的三条线都有非常出色的球员，中场的28号和6号，还有中卫13号，都相当不错。不过，国安的整体感更为突出。”
2010年3月12日，前中青队主教练、德国人克劳琛昨天下午再次现身广州天河东足球场，为广州市U13、U15的青年队队员传授球技，这也是克劳琛广州行培训计划的最后一堂课。接下来，随着本周末(3月14日)中国名人队和德国名人队比赛的参赛球员陆续到来，克劳琛将作为德国足协代表团的成员，为中德名人足球赛做准备。
2009年9月，克劳琛曾在广东清新名将基地开办培训班，包括广州二队、广州省运会男足队的队员以及20多位教练员接受了培训。与去年不同的是，克劳琛今年此行除了走进校园，亲自为中小学生授课之外，还将重点放在了对教练员的培训上。在本周二的训练课中，他就对来自广州、佛山及梅州三地的40名教练员进行了培训。“除了学生之外，对教练员的培训也是我此行的重点，去年我只是给教练员上了理论课，这次我要在球场上培训教练员。”克劳琛说。
“伯乐计划”是克劳琛的又一个新招，他认为中国没有一个专业的机构去发掘具足球天赋的孩子，教练员往往身兼了这个职务，但这并不见得有效，教练员的任务应该就是训练球员，中国应该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球探体系为选材服务。“区域化地建立球探体系，比较适合像中国这样面积大、人口多的国家。球探和教练员不同，他们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去发掘人才。”克劳琛说。
